摘 要：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生成和理解话语。话语主体、信息、媒介、语境、风格与修辞等都是新闻话语分析的构成要素。在当下基于互联网的融媒体时代，重建现代性对新闻传播迭代升级十分必要。
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华文明在全球语境下的叙事系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的演进与表述，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话语形态。话语体系由话语主体、语境、媒体、信息、方式以及风格等因素构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修辞，并深受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二者互构的影响。因此，探讨话语分析和话语建构，对于提高话语能力，增强新闻传播的引导力、影响力，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话语建构，进而指导话语主体更好地适应和控制语境,实现话语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权力的结合，达成意义的传递和沟通。
语言学以句子为研究单位,超越句子的单位称之为话语。在一定的语境下一个词或词组也可以构成话语。索绪尔将人类的语言现象区分为两个向度:语言和言语（话语）。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表达规则；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或写作,从而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即是话语。
现代意义上的线 世纪中叶，主要以话语分析为基本学科形态，20 世纪70年代末期传入我国。学界一般将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发表的《话语分析》视为话语分析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普遍认为话语分析滥觞于古典修辞学。
荷兰学者梵·迪克在其代表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第一次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从公共话语角度对新闻话语进行分析,试图建立一种更科学、更完整的新闻线]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产生的口语或文字作品即新闻话语。其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再现事实的话语。它在形态上是物质的报纸或电子传媒的一种文本,在观念上则是一定语境的体现。由此可见，新闻话语是新闻话语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用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建构新闻事实的工具,其话语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
话语分析的对象是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可以通过语法这一分析手段来研究句子和语篇。新闻文本的理想状态是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信息。因此,一方面要使文本尽量简短,同时还要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如交代新闻人物的身份、新闻事件与新闻背景的关联等。长期以来,使用复杂句型就成为新闻话语的一种习惯,句子里往往填充了大量的信息。事实上,如果对新闻结构的不同层次—词汇选择、词汇顺序、句法特征、修辞、风格、命题等—进行分析,都可以令人信服地感受到话语深层的意识形态意味。
主题是文本内容或意义的特征之一,但它并非单个词语或句子意义的简单集合,它是话语的纲要或主旨,是对话语的全局性、宏观层次上的研究。意义是话语主体在阐释的过程中赋予文本的。人们给文本添上主题或从文本中归纳出主题,即赋予它宏观结构,这些过程都是理解的组成部分,具有主观性。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同一文本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其信息价值并不相同。说话人为了表达谈话的主题,他会使用各种方式将他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暗示或明示出来,受众可能接受到这种暗示,也可能接受不到暗示，而是根据个人经验赋予它更个性化的主题。新闻标题、导语都是传者的暗示。受众对文本的全局性理解和把握,并不是在他理解了整个文本的所有词语和句子的时候才完成的,而是他们在作者的主体性暗示下就已经开始。
借助数字化平台,新闻传媒极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实践状态,并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新闻话语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对现实社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强大表述力与塑造力。尤其在国际传播界,话语的生产、诠释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围绕着意义争夺的话语权利博弈日趋激烈。
在新闻话语分析中，与新闻结构同等重要的是话语的语境。语境这一概念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迈利纳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人们的思维、行为以及交流方式总是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情景的制约。话语的意义并不是词语本身所固有的含义,而是与话语主体的思维，与社会和文化背景相关联。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的生成和理解是话语与语境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话语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同时对社会又具有反作用。
从认知的角度看,人类能够识别世界中的各种模式,有了这些模式,词汇才具有特定的情景意义。词义会随语境而变化。词汇的情景意义又联系着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不同文化模式。处于不同语境之下的话语主体由于其社会视角差异,往往会借助不同的用词风格、句子结构来表达某一特定的意义。社会语言学家发现,词汇的选择与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密切相关,体现着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不同的用词风格可以显示出话语主体的社会背景、态度和思想意识。因此,新闻话语中词汇的选择,是显现隐含观点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
文本只能反映话语的一个层面,即话语的意义,但却反映不了文本在传递过程中的意义,也反映不了话语生产者与话语接收者之间所产生的话语差异性和多样性。文本只有通过和它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本质相联系才具有意义。因此,文本一方面是为话语存在的物质形式,同时也是一定语境的表现。
语境原则要求话语主体根据自身身份、情景语境以及话语对象对其使用的语言进行选择,是话语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文本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运用。当我们分析新闻结构、风格或修辞的时候,是不能脱离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在语境原则下,语篇的形成就有一定的规律性,语篇的样式,也有其自己的特征。
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解语境。宏观的语境是指社会文化形态,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到价值观念等。微观的语境即情景,主要是指语言出现和使用的具体环境。新闻语境应有大小之分,大的新闻语境指整个新闻行业影响所及的社会舆论环境,小的新闻语境则是指某一具体消息报道、某一具体新闻表达所涉及的传播环境。
话语是语言系统和社会环境的交汇点,所以考察话语就要考察话语的传播环境。因此,话语分析既包括话语的表层结构和表层意义,还包括生成和解读话语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话语不仅是文本,它还是互动的一种形式。”[2]文本模式由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对社会和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和作用。
传统的语境研究把话语双方置于被动位置,其理论前提就是语境先于传播过程而存在,传播受制于语境。而在现实的传播环境中,传受双方是处于能动位置的。话语主体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前提下,会利用各种手段,使自己的话语行为符合相应的语境要素,为传播过程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达到更好的传播目的。对于受者而言,话语的理解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语境的选择过程,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相关的语境要素组成一个话语环境,从而尽可能高效地理解话语。
因此,话语分析应密切关注语境的动态特征,把语境置于发展变化的传播过程中进行考察。完整的语境分析包括话语主体是如何受到语境要素的制约,又是怎样借助一些语用策略来操纵语境,从而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例如,话语主体可以通过巧妙的话题选择与主题建构激活受传者共有知识中的相关要素,使其积极加入到现实的信息传递过程,从而最大程度实现有效传播。
风格和修辞不是话语分析的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一种视角,这一视角涉及新闻结构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句子以及语篇。风格和修辞是新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风格概念与话语主体在诸多方面的独特性以及语言运用美学相关。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语境为基础的风格概念。在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里,风格就是话语主体特征和话语情境中各社会文化具体因素的显现形式。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等。对风格的考察主要是在表层结构的层次上进行的,如词汇学、句法学,如果是口语形式的话语,还会包括音位学。由于语境不同,话语主体为表达某一特定含义所使用的词汇特征、句子格式、甚至声音模式都会有所不同。当然,传播语境对风格的限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风格是话语主体在各种话语形式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例如,措辞风格与句法风格无不显示出话语的独特风格。大致相同的意义可以用不同句法结构的句子来表达。但是,风格的变化并不是自由、任意的,“风格是语境对文本发生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可能暗示传播语境的私人或社会因素。”[3]因此可以说,风格本身即是文本语境特征的一部分,它包括对表达程式的限制和约束。
修辞是话语分析的另一种视角,其研究对象为表达和语境,涉及的是如何表达的问题。修辞与风格的不同之处在于,风格是文本话语语境的必备特征,修辞却是可选择的、非强制性的。修辞是一个古老的语言手段,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修辞,都以语言运用的劝服技巧为表现形式。话语主体运用修辞的目的是加强文本的连贯性和组织性,它们都具有使话语更具说服力的话语特征。修辞的使用能强化文本信息对读者或听众的吸引,增强对信息的记忆、回顾或检索。
新闻中修辞手法的运用取决于传播目标和预期的传播效果。新闻话语的修辞同样主要体现在劝服作用上。新闻媒介需要的是公信力和影响力,而增强媒体公信力、影响力就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包括树立媒体公正、客观的形象，提升新闻报道的感染力等,这些方式都属于新闻修辞手段。例如,为了表现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往往会使用直接引语,数字说明等；为了提升新闻标题的吸引力,可以采取对仗、借喻、双关等语言修辞手段。
自20 世纪末以来，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加剧，遭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激烈批判。而“玩弄碎片”的后现代性并不能简单替代现代性。以传播学的视角看，在考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时，互联网已成为绕不开且必须赋予最高权重的变量之一。
对话是互联网的基本哲学。作为一种新语境，互联网蕴含着拓展现代性价值的巨大潜力。互联网一方面承载、容纳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经典二元关系，诸如中心与边缘、拟象与真实、统一性与多样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一方面也在重构这些二元关系，促进二者之间的对话和互生。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启蒙所建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把人从神权和君权中解放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权利的主体，寻求积极的进步和上升。在实践层面，现代性表现为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实现强国富民和社会进步。现代性追求进步、繁荣和秩序，强调以团结、统一的共同体的力量实现集体梦想。后现代性排斥普遍主义和因果明晰的宏大叙事，主张去秩序、去中心、反权威，鼓励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意义都遭到解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峙”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现代性将死，严整的现代性轨道就要走到尽头，幻灭的后现代性意义之网已经张开；二是现代性仍然处在持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后现代性正是现代性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面向或一种状态。第一种可能性要求我们主动适应和构建一种值得追求的后现代性，它能够缓解、克服现代性危机，并许诺比现代性更多更美好的价值。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进一步释放现代性的潜能，并在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和互生中重建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者发展了“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我们处在‘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4]所有人共同的身份是消费者。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因为前者指向了符号所表征的身份、地位和名望，后者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实践”。这种本末倒置，就如同能指( 符号形式) 支配了所指( 符号指涉的对象) 。当意义不再以所指为中心，符号就失去了与指涉之物相联系的意义，现实便因此消隐。
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主张进一步释放现代性的潜能，而不是向风险社会、后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宿命低头。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主体哲学。主体性原则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对抗，他者、自然皆是主体所欲征服的对象，科技、效率、财富由手段变成目的，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在不经意间被颠覆，重返补救时才感到遥不可及。
如今，互联网为人们规划并建设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互联网变得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同时，这种改变又带有明显的“自反性”，去中心、去权威、碎片化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生活的平常体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皆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开放、分享、对话不是建构出来的互联网价值，而是其技术设计上的初衷和文化理念上的基因。作为错综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个体在技术及其赋予的交流地位上是民主、平等的。实际上，互联网引领了对话时代的到来。作为对话的渠道和平台，互联网将整个世界构建为时空虚化的对话场域。
实时表达、人人发言、多元对话，大抵勾勒了互联网时代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的整体图景。时空分离、反思性构造了庞大、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一个马力强大又失控的引擎”驱动着这个系统，创造了繁荣时代，也开启了风险社会之门。[5]吉登斯和贝克都乐观地表示，尽管风险社会充斥着巨变、动荡，很多问题单凭宏大叙事、经济增长已然难以解释和解决，却可在反思和超越中重建现代性。他们认为，“更多的反思、更多的专家、更多的科学、更多的公众领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中开启新的更好的可能性。”[6]
[4][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斯.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