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钢强度在这里特指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钢量。中国的用钢强度高具有多方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选择的发展道路。
国情和发展道路都是长期形成，不易在短期内改变的。对钢铁产能的调控，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面对中国经济今年补偿性加速增长的形势，相关方面在数月前却放言中国今年的钢产量要同比下降，这加大了市场对钢材涨价的预期。只有对中国的用钢强度有清晰而客观的认识，才能在未来避免或减少因误判给市场带来的波动。
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中国属于正在加大市场化比重的转轨型经济体。为克服原有计划经济的固有缺陷，通过在探索中求发展，中国经济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与经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组成要素中，中国在投资方面的占比明显更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使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用钢强度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图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其他五国的钢材消费量。从人均GDP的水平上看，这些国家与中国处于相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折合10216美元。同年五国的人均GDP介于6001美元（南非）和11584美元（俄罗斯）之间。其他参与比较的国家还有巴西、土耳其、墨西哥。
这一年中国的用钢强度或单位GDP用钢量高达6618吨/亿美元。其他五国最高的是土耳其的3633吨/亿美元。只有中国的55%。加上五国的经济总量远小于中国，因此它们的钢材消费量与中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除中国外，世界前五大产钢国还有印度、日本、美国和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单位GDP用钢量同样是鹤立鸡群。上述四国中印度的单位GDP用钢量最高，也只有3725吨/亿美元。
通过下图可以发现，除中国之外的其余四国的数据是分布在一个变化平缓的弧线上。这个弧线显示用钢强度或单位GDP用钢量随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中国的数据游离在该弧线之外。
有鉴于此，采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数据来预测中国的用钢量和钢产量，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曾资助过一项有关中国钢产量的研究，该研究预测中国的钢产量将于2005年达到峰值，峰值时中国年钢产量为1.5亿吨。
数年前矿业巨头必和必拓（BHP）也进行了一项相类似的研究，预测年产钢10亿吨是中国钢产量的峰值。这个结论显示，国外研究者对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仍然缺乏深度的了解。
中国在钢产量上独步全球，连续多年占有全球的半壁江山（2020年中国的钢产量为全球钢产量的57%），已成为全球钢材消费和生产的中心。由于旺盛的国内需求，在钢铁这样一个已高度全球化的行业中，除紧邻中国的东盟地区外，中国钢铁生产商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并不高。
2019年中国的净出口量在钢产量中的占比不足5%，远低于世界其它钢铁生产大国如日本（27%）和俄罗斯（31%）。国际市场是日俄钢铁企业经营版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只在个别国内需求不振的年份，中国企业才会增加出口。
中国人追求拥有自有住房的传统和在资产配置中偏好不动产的观念，使房产在中国供人居住外，也成为一种流行的投资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房产在中国的投资属性，共同助推了房地产业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用钢领域。2019年房地产建设占中国用钢量的38%，其中住宅建设用钢占28%，其他用房建设占10%。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推升了对新建住宅的需求。由于土地资源稀缺而昂贵，单位用钢强度更高的高层建筑成为了中国城市住宅的主流。而在欧盟和美国，城市住宅的主流是单层和多层建筑。
以钢结构代替混凝土结构是建筑业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将极大提升中国房地产业的用钢量。高层钢结构住宅的平均用钢量为103公斤/平米，而类似混凝土结构住宅只有60公斤/平米。通过以钢结构住宅代替混凝土结构住宅，单位建筑面积的用钢量将增加77%。
2019年中国的钢结构产量为7373万吨。根据测算，中国钢结构建筑在商业地产和场馆中的渗透率接近58%，厂房类建筑中的渗透率接近40%，而在住宅类建筑的渗透率只有约1%。中国钢结构建筑的面积占总建筑面积不到5%，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平均水平。
与混凝土住宅相比，钢结构住宅对发展商、住宅业主和社会而言是一个多赢的选择。对发展商而言，钢结构住宅易于实现设计标准化、构配件生产工业化、施工机械化和装配化。平均建设周期只有混凝土住宅的三分之一。在施工安排上也较少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商加快项目周转。
对住宅业主而言，钢结构住宅得房率较传统钢筋混凝土住宅高5%至8%，而且室内布局更为灵活。钢结构因自重轻、延展性优良，能减少地震对建筑物的损害，提高了有关建筑物的安全性。
对社会而言，钢结构建筑的钢铁部分在拆除后可全部回收利用，大大减少了建筑垃圾量，可将碳排放减少35%以上。
与混凝土住宅在工程造价上的差异，是目前钢结构住宅在中国被市场广泛接受的主要障碍。而何时能弥合两者在工程造价上的差异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与钢结构住宅有关的钢材品种，其价格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第二，制作混凝土所用水泥和沙石因趋严的环保政策而逐渐上涨的速度。第三，中国建筑业人工成本的上升速度。
有研究显示，在2022年至2031年间，钢结构住宅与混凝土住宅在造价上的差异将会消失。在2019年的建设规模下，如将中国钢结构住宅的占比从1%增加到40%，住宅建设的用钢量将增加约7300万吨。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投入规模大；前期准备和施工时间短；项目投资省。
中国在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领先地位近几年享誉全球，其中包含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特高压输电等。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实施的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适度超前的政策导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投融资。根据购买力平价的口径计算，2019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大约是美国的3.7倍。
2019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用钢总量约为1.65亿吨。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用钢量最大的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约占基础设施建设用钢总量的43%。因为城市人口和私家车增加加剧了城市交通拥挤，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成为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热点。
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完成建设投资达6286亿元，比上年增加5.5%。当年在45个城市运营线公里，其中含新增运营线公里。运营里程的年增长高达18%。未来中国各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将进一步扩大。截至2020年底共有65个城市7086公里的新建轨交线路获批在建或待建。
高速铁路项目对经济增长具有众所周知的促进作用，尤其适合于人口稠密地区的快速城际交通。但这类项目资金需求大而且财务风险难以控制。为降低投资人风险，通常需要公共资金的参与或由官方机构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而这在西方国家需要通过程序繁琐的听证、调研和可行性论证。澳大利亚东海岸高铁项目的规模和重要性大体等同于京沪高铁项目在中国。比较这两个项目，可以看出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的制度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澳联邦政府就拨款着手进行东海岸高铁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但至今仍停留在纸上谈兵，无法确定开工日期。而京沪高铁从1994年底批复开展项目“预可研”到2011年6月底通车，也仅历时15年7个月。其中施工期只有约3年3个月。
中国的高铁不仅建设速度快而且成本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高铁建设成本只有欧洲相同等级铁路的三分之二。
截至2020年底，中国建成的高铁总里程达到3.8万公里，约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9%，而且仍在持续扩张。在高铁的密度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不在高铁网络发达的日本和欧洲国家之下。
制造业用钢是中国除建筑业外的主要用钢领域。在过去的九年间中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高达26.59万亿，超过美日德三国的总和。中国制造业的用钢量远超这些国家，但仅占总用钢量的30%。
制造业是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主力用户，如用于电机制造的硅钢片和用于制造轿车车身的汽车板。中国制造业用钢量的扩张有助于改善中国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
由电力驱动的新能源车取代由化石能源驱动的传统汽车是目前汽车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由于政策层面的大力推动，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已突破130万辆，约占全球的41%，远高于2019-2020年中国汽车产量在全球28%-33%的占比。有专家预测，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将达70%。
随着新能源车的推广，全球汽车产能将进一步向成本洼地中国聚集。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销量的年均增速将达40%以上。中国汽车业的用钢量有望更上一层楼。
感谢中国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额投资，中国工程机械的需求和产能在过去二十年获得了飞速增长。2020年按台数计工程机械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30%。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占比高达26.5%。在全球最大的五家工程机械企业，中国企业已占有三、四和五位。并正通过扩大在海外市场占有率，向行业的领军企业卡特彼勒和小松发起新挑战。随着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更多物美价廉的优质国产钢材将被用于这个领域。
钢材价格对中国某些用钢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着关键支撑。据报道，因中国的船用钢板自去年以来大幅飙升，在今年3月下旬达到5500-6000元/吨。同期韩国企业船用钢板的采购价格为4000-4800元/吨。两国在船用钢板成本的差异导致去年10月以来中国企业获得的新船订单连续六个月落后于最大的竞争对手韩国。
有竞争力的钢材价格和人工成本使中国成为世界集装箱产能的聚集地。2018年中国的集装箱产量为425TEU，占全球集装箱产量的96%。三家中国企业中集集团CMIC、东方国际DFIC和新华昌集团CXIC合计生产了全球约80%的集装箱。
造船和集装箱行业各自的用钢量都不及中国用钢总量的1%，在中国的钢铁需求中不足轻重。但从中可以窥见钢铁让制造业根植中国，使中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制造业体系的重要性，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是中国经济进行有效内循环的保障。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助推了全球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聚集的进程。得益于下游制造业强劲的钢材需求，2020年中国钢铁工业的增加值增长了6.7%，位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的第三位，远高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2.8%。钢材的下游用户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则占据了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前五名的其他四个位置。
根据2021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目前农村的户籍人口大约为7.7亿人。其中有约2.6亿人为常驻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这些人口与其他农村户籍人口一样有权获得宅基地，且很多会在农村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房。
根据多份农村住房调查报告的数据推算，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目前拥有的人均住宅面积大约为52平方米。随着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农村住宅的建设标准和人均住宅面积也水涨船高。而且，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生育率高于城市。在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农村新建和翻新住宅的面积，以及单位面积用钢量也会随之上升。
2020年中国农村的用钢量约为1.67亿吨。其中71%被用于住宅建设，其余被用于建设道路、农村工商用房、污水处理和灌溉等生产生活设施。中国农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仍十分明显。据统计中国目前仍然有40%的建制镇不具有污水处理能力。
由于中国农村的钢材消费极为分散，目前并不被主流钢铁企业所关注。中国未来的乡村振兴除发展种植和养殖还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乡村旅游。改善中国乡村旅游的硬件设施，无疑将带动中国农村的钢材需求。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经济和中国用钢量的增长保持了罕见的契合度。国内的钢铁需求是中国钢铁产能增长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在培植新兴产业成为未来增长动力的过程中，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仍需依赖扩张用钢产业。为此钢铁产能必须与用钢产业的增长相适应。
从2001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在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GDP用钢量的演变可清晰地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2001年至2005年的五年中该指标呈明显升势，年均约增长8.48%。这时中国用钢行业的扩张快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2006年至2016年的十一年中，该指标呈波浪式下降，这阶段虽然中国的钢材需求仍保持增长，但用钢行业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下降，年均收缩3.55%。2016年中国的单位GDP用钢量重回2000年水平。之后中国的单位GDP用钢量在探底后又重拾升势，在2017年至2020年间年均增加3.58%。现阶段中国用钢行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重回扩张态势。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产能过剩推动了行业竞争、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与欧盟和美国等用钢量呈收缩状态的发达经济体不同，目前中国的用钢量仍随经济的发展而提升。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不是一个行业问题，而更多地反映了应淘汰产能退出通道的不畅，以及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产需失衡。
中国的钢材需求如此之大，进口钢材在中国市场上只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国际上的富余产能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缺口。大规模进口钢材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缺口，是一个不切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它将引发国际钢材价格的攀升，增加中国用钢制造业的供应链风险，可能引发中国用钢制造业的外移。
2020年，中国粗钢产量10.65亿吨，占全球产量的57%。钢铁业是制造业中的碳排放大户，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15%左右。在钢铁业实现碳中和是全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发并采用新型的低排放生产工艺，而不是限制钢产量，才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受影响。
2021年年初以来，中国的头部钢铁企业中国宝武、河钢集团、鞍钢集团先后发布碳减排目标和时间表。5月，河钢集团在张家口启动建设“全球首例富氢气体直接还原示范工程”，利用张家口地区丰富的分布式能源优势，推进项目建设，对分布式绿色能源利用、低成本制氢、氢气直接还原、二氧化碳脱除等进行全流程和全过程的创新研发，探索发展低碳生产工艺。河钢60万吨富氢还原项目已投入建设。同时，河钢规划在宣化、唐山、邯郸等地建设总计年产300万吨的氢冶金项目。
今年三季度，中国宝武将在湛江钢铁开工建设（一期）1座百万吨级、具备全氢工艺试验条件的氢基竖炉直接还原示范工程及配套设施，可按不同比例灵活使用焦炉煤气、天然气和氢气。项目二期计划再建设1套百万吨级氢基竖炉工程，未来逐步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高效水电解生产的绿色氢气，目标是氢气比例达到80-90%。
当前不仅龙头企业积极发挥带头作用，首钢、建龙、酒钢、日照钢铁等其他钢铁企业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低碳冶金先导项目，为减排技术在行业中的大规模推广探路。
综上所述，基于国情和发展道路，中国的用钢强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持在高水平。碳中和方面的问题，应当通过技术革新而非单纯地限缩整体规模来解决。对于市场的调整也当立足于适时推动淘汰落后产能，而非干扰市场预期，增加不必要的市场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