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上第一次悬挂“大宫灯”是在何时？从“新政协”筹备会到“人民政协”会议，从“大宫灯”到“大红灯笼”，名称与数量有了怎样的变化？谁设计了“大红灯笼”的图样？又是谁制作了“大红灯笼”？
1949年7月7日，在北平的广场举办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不仅是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也是为了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人民日报》报道：“城楼上高悬七个大宫灯，插有三十面红旗。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闪耀夺目。”
截至目前，还没有寻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会当天的新华门照片。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新闻摄影厂的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拍摄了参会代表乘车进入新华门时的情形。从影片中，我们看到新华门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的横幅。当然，我们从影片截图中，还发现了在新华门八个廊柱间悬挂着七个大红灯笼。
新华门的这一布置，是新政协筹委会的精心设计，是将“中国红”第一次完美绽放在北平城：大红灯笼与红色廊柱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红底白字的会标，靓丽醒目。其设计的主要人员有：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刚从东北美术工作室调到北平的张仃；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钟灵；国立北平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他们共同研究如何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的“新”元素：红灯笼、红廊柱、红会标，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率先展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设计方案报周恩来、林伯渠、李等审定后，经主席批示，传阅中央书记处和部分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认可。据此，钟灵书写剪刻制作了新华门上的大会标，其余的装饰布置工作交由国立北平艺专的董希文老师负责。董希文老师曾带领他的学生，于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城楼主席台的设计布置任务。
红灯笼悬挂在新华门上，这一全新的布置设计，赢得了各界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由此，“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会议”结了缘。这一热烈、红火、喜庆的传统，由此开始，延续至今，并不断延伸扩展。
如果说，新华门的设计布置是预演的话，那随后在召开的大会，则是预演的延伸。董希文老师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委、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布置城楼，主题是北平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协大会。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董希文老师收到北平各界的反映，普遍认为“红色”喜庆热烈、积极向上，在廊柱的长方形内安置椭圆宫灯，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对传统的创新。基于这些反映，董希文老师几乎是用一个新华门设计的“翻版”，布置了城楼。同样，影像留下了历史的精彩一瞬，也留下了历史的经典永恒。当然，对于城楼上首次出现的“大红灯笼”，《人民日报》还是谨慎地使用了传统语句：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1949年7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林伯渠、李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其主要工作有三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中国人民阅兵式；举行人民群众庆祝活动。这些工作由中央直属机关、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担。
随着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及实施方案、场地确定、主席台的布置工作都紧张有序地进行起来。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阅兵地点在广场和西苑机场的两套阅兵方案。8月17日，华北军区将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前为好。
阅兵地点确定在后，将城楼作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被任命为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由他领衔，很快确定了参与城楼布置的人员：钟灵、张仃、周令钊和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等。他们经过紧张的研究讨论，充分发挥艺术才能，一致确定要把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融入开国大典这一伟大时刻，更加突出“中国红”，以表达红色革命、红色胜利！很快广场布置效果图呈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呈报的几份设计草案中，一眼就看上了这份设计图稿：城楼十个廊柱间悬挂八个大红灯笼；两侧分展四面，共八面红旗；广场矗立国旗杆……周恩来将扎在前金水桥上的彩球去掉。他认为，红灯笼、红旗，红墙，协调一致，既符合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厚的喜庆气氛。去掉过多的点缀，是为了显示国家庆典的庄重。
1949年9月20日，中央有关部门及华北、北平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公推为筹委会主任，下设有秘书处、宣传部、布置处、指挥处四个部门。布置处主要负责布置广场和城楼、安装广场旗杆与各类大会器材等各项工作。
9月21日16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委会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六项决议。这比“人民政协”的正式开会，早了3个小时。
22日，北平建设局又报请大会筹委会布置处申请领取四枚职员证，以资佩戴。就在这一天，布置处聘请的“手艺人”也登上了城楼。这些“手艺人”是专门为城楼制作大红灯笼的。
说到这些“手艺人”，就必须说一说，多年来一直流传的书籍报章上关于开国大典和大红灯笼的多种记述。
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舒云（贾舒云）的《开国纪事》，作者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大红灯笼的制作过程。后来舒云又推出多个版本的简述文章，如在2011年《东方收藏》中，她以《两位日籍设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为题，进行了记述：
……（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四十岁，森茂三十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美术家。
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故宫，在清宫档案中查到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七十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城楼上转了三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城楼。八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有离开城楼。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时，八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
在舒云的文章中，提到了“两位日籍”，还提到了请一位老艺人到城楼上做大宫灯。因为她的文章刊发得较早，各媒体日后多是引述她的说法，就连一些电视台的纪录、档案类节目，也直接“摘述”，广泛流传。
1997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钟灵的《奋斗与机缘》。书中写道：“布置城楼最为繁重的任务是制作和安装八个大红灯笼。这八个灯笼是张仃和我设计的，每个灯笼的直径两米多。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仃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克，因为灯笼太大，我们跑遍了北平城，竟然找不到敢承包这个活的工人。后来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一家‘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的作坊）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他一听灯笼是为新中国政府成立用的，便满口答应。说是拼上老命也要将灯笼做成。第二天，他就带了一班徒弟到城楼上干起来。”
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贾英延的《》，书中写道：“苏凡直奔故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还真记载了一位健在的扎灯老艺人。他们根据提供的地址，在前门外寻到了这位姓尹的老师傅，请他出山”。
这些出版物，在大红灯笼的设计上，有了“差异”“不一致”之处。但在大红灯笼的制作上，又基本上趋于“一致”：找了一个姓尹的师傅。
2020年12月28日，德州新闻网上刊发姜仲华撰写的《齐河人尹作宾：制作开国大典大红灯笼》一文。文章写道：尹作宾，二十世纪初出生于齐河县马集镇尹庄村，因家境贫困，十一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宾虽没读过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他在北京成家立业。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大红灯笼，就是他制作的。
应该说，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师傅，是对的，但名字准确的三个字应该是：尹作滨。
1949年时，尹师傅并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也不是生活居住在“西城丰盛胡同”：尹作滨出师之后，便在前门外廊坊二条甲37号创立“永顺成小器作”。当会场布置科长钟灵、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登门请尹作滨为城楼制作八个红灯笼时，他激动地说：是恩人，都是好人，又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一定尽心竭力把灯笼做好。因为灯笼直径达到两米以上，鉴于运送不便，尹作滨提出现场制作。那个时候十岁的儿子尹盛喜在城楼上跑上跑下，有时送送饭，还帮着打打下手。1949年，尹作滨三十七岁。
至此，关于开国大典城楼大红灯笼的制作，理应清楚了。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系列”之《北京灯彩传承人李邦华》。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派人来到华美斋，希望制作八只大红灯笼用于开国大典悬挂在城楼上。李冬雪带领华美斋众师兄弟，联合文盛斋、文华阁两家诸位师傅，接受了设计并制作大红灯笼的任务。
李邦华的这段口述，有两处明显的“硬伤”：一是说军管会派人到华美斋；二是说他师傅设计并制作。
从史实来说，应该是新政协筹委会会务组或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派人请他们，不是军管会的人请他们；的设计布置效果图，是开国大典筹委会人员设计的，李冬雪没有参与设计，是参与制作。
在舒云女士的著书和文章中，多次提到“两位日籍八路军”参与了开国大典城楼的布置设计。她的说法，多来自于苏凡和他的夫人田华的记述、口述，也与山田晃三撰写《白毛女在日本》一书有关。在这本书的第三章中，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小野在中国进行舞美设计、参加华北电影队、参与开国大典城楼大红灯笼设计的情景。其记述引用了森茂的日记和苏凡的回忆。2008年（贾）舒云女士发表《日本美术家和宫灯》。2009年贾舒云给张致祥写信，再次陈述城楼大红灯笼的设计问题，随信附寄她在《青年参考》上发表的《开国大典巨型宫灯出自日本画家之手》。
因工作关系和居住的便利，我曾多次采访百岁老人张致祥和他的夫人伊芝，他们将（贾）舒云寄给他们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我用于研究。张致祥以极清晰的记忆，讲述开国大典前后的工作日常和紧急、突发情况的处置。特别是将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城楼布置、修缮和国旗杆电动升旗装置的调整，还有移到前的石狮、华表的珍贵影像一并给我，用于考证研究。
影像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细节：1949年9月，“人民政协”大会秘书处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提出开国大典会场的两个备选方案。在得到明确以为主的批复后，“人民政协”大会会务组的张仃、钟灵、周令钊等绘制了广场布置效果图。在具体任务下达到华北军区后，军区党委经研究，明确由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担任城楼布置的总指挥。于是，张致祥将其华北军区舞美队的主创设计人员抽调进来，增加广场布置力量。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将一直从事舞美设计的“两位日籍八路军”带到布置团队。随后，他们一起对广场布置效果图作了更为精细化的处理。
城楼布置的重点是制作和悬挂大红灯笼。于是，钟灵、苏凡等人在前门的“灯笼大街”找到了尹作滨。尹作滨是木匠，做灯笼还需要篾匠，于是他们到华美斋，请李冬雪参与大红灯笼的制作。
1949年9月28日，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制作如期完成后，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开始悬挂大红灯笼。然而，这八个庞然大物却难以驯服，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挂上去！苏凡和小野商量后决定：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用以辅助。这招果然行。
八个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城楼上，给古老的城楼增添了别样异彩。周恩来在最后检查验收时，握着“艺人”们的手说：精工细作，谢谢你们啦！当时称“艺人”，实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国工匠”！让我们记住第一批为增色的人：尹作滨、李冬雪、钟灵、苏凡、肖野、森茂、李仙洲、薛威海、李光祖、李洪斌、谢庆寿、武秀华、吕玉沛、吕哑巴等。
以上文字记述，真实地说明了：北平城的大红灯笼、新华门上的大红灯笼、上的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人民政协”密切相关。“大红灯笼”实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展现了协商共进，携手建国的洋洋喜气，彰显了革命成功、执政事业起步的红火高歌！
从1949年七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北平城，到八个“大红灯笼”首次亮相北京的城楼，这不仅是北平与北京称谓的改变，也不仅是灯笼个数的区别，更是新生共和国“人民意志”“民主结晶”的生动展现。
从1949年至今，城楼的大红灯笼，精彩亮相在国家庆典的节日里或重大活动上，这就使她有了浓重的“政治身份”。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时间内，悬挂她都是使用的“抬举”之法，这也足显她的“分量”。当然，在时代前行中，对她也有过“变革”。1994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修葺一新，城楼上原有的四对巨型大红宫灯停止使用，代之以折叠式新型宫灯。由首钢承制的大红灯笼，全部是钢龙骨结构，这种新型钢结构折叠式灯笼，具有便于运输、吊挂和收存的三大优点。悬挂前，钢结构的灯笼像雨伞一样收束着，用升降机把灯笼推举悬挂，然后转动下灯盘处的机械装置，收束着的灯笼就像伞一样被撑开，变大、变圆。
对于城楼上原有的四对巨型大红宫灯，除了妥善保存外，还有了另外一个惊人之举：拍卖。
1995年2月18日，城楼旧宫灯专场拍卖展示活动在北京朝阳体育馆举行。19日，在拍卖现场，有竞拍者以1380万元竞拍到曾经悬挂在城楼上的东二、西二这两个大红灯笼。
诞生于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的“大红灯笼”，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保存好并让她说话，让历史活起来、传下去，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如今，城楼上每到节日，都要悬挂上大红灯笼。这八个大红灯笼的制作，也恢复并延续了传统的制作工艺手法。而原有的大红灯笼，在国家博物馆的《开国大典精品展》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为新中国奠基》展陈中，继续向观者讲述着“人民政协”“开国大典”的红色故事。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